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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市台办副主任赵青梅在座谈会上表示,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宗教文化交流是增进亲情、促进融合的重要途径。“期待更多台湾同胞常回家看看,共筑精神家园。”(完)
2025年2月9日,天气寒冷,但罗森教授的热情让我顿感温暖。见面时,她微笑着有些歉意地说,一早忘了开暖气,建议我先别急着脱大衣。于是,我和她面对面坐在起居室的暖气片旁,开始了这次促膝长谈。她风趣幽默,很快让我放松下来,当我问:“能用一下您的洗手间吗?”她立刻回答:“当然,立刻,马上!”让我忍不住笑出声。采访前的拘谨瞬间消散。她还很贴心地将手机调成静音,同时叮嘱我采访结束后一定要提醒她恢复提示音。这场对话毫无生疏感,更像是与一位认识了多年的老师畅聊。
近日,农业农村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中国气象局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立足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分区分类指导,细化实化措施,确保夏播作物种足种满,奠定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习近平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要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持续开展石漠化、水土流失及小流域综合治理。要加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衔接,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
罗森:中国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历史上,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有《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但在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而在欧洲,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例如,在达尔文之前,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前往南美,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地理和气候。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陶土、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而在欧洲,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比如,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像达尔文,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洪堡也是如此。他们愿意远行考察。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此外,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相较于大西洋,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太平洋面积庞大,风向复杂,季节性变化显著,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而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
罗森:我并不认为古代中国完全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但确实很少主动探索远方,对外界的认知也比较有限。中国对中亚有所了解,比如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了一些西域的情况,而政府也能从外交往来中获得一定的外部信息。至于郑和的远航,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项重大的航海壮举,但它的本质与欧洲的航海探险不同。别忘了,郑和是一名军人,他的使命是代表明朝向外界展示国威。永乐皇帝的统治并不稳固,他希望通过郑和的航行来彰显明朝在海外的影响力。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品种权合法且处于有效保护期内,就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品种权的禁止权能的效力范围不受授权品种适宜种植区域或者审定区域的限制,品种权侵权行为的成立亦不以被诉侵权行为是否在授权品种的适宜种植区域或者审定区域实施为条件。在非审定区域未经品种权人许可生产、销售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行为,依法仍然构成侵权。同时,损害赔偿作为对权利人的基本法律救济方式,不应因侵权行为发生在非审定区域而受到不利影响。相反,在非审定区域的侵权行为不仅损害品种权人权益,还可能损害种植户的利益,可作为侵权情节的从重考量因素。华某种业公司在非审定适宜种植区域生产、销售被诉侵权种子,构成侵权,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基于同一授权品种、相同的侵权行为及侵权主体,品种权人在行政执法程序中为维护其品种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可以认定为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中的合理开支,在确定赔偿责任时予以支持。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