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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包括北京邮电大学、天津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允许学生将学科竞赛获奖、发表学术论文、出版著作等代替毕业论文参加毕业答辩。这也引发了热议：毕业论文是否仍是考查人才培养质量的有效方式，如何探索建立多元化的本科生毕业考核标准？为此，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全面贯彻好“信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方针，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爱国、敬业、创新、守法、诚信、贡献，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更加重要位置，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教育引导民营经济人士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正确理解党中央关于“两个毫不动摇”“两个健康”的方针政策，消除顾虑，放下包袱，大胆发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完善民营经济代表人士综合评价体系，积极稳妥做好在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加强对党员民营企业家的教育管理，特别是加强年轻一代教育培养，引导他们继承老一代“听党话、跟党走”和艰苦创业、实业报国的优良传统，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做强做优企业。引导民营企业积极探索改革发展之路，引导民营企业坚持稳中求进，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引导民营经济人士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克服非理性行为，强化风险意识。

　　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我们的教育要善于从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优秀的东西，同时也不摒弃西方文明成果，真正把青少年培养成为拥有‘四个自信’的孩子。”

　　监督意见。2022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首先，从邢某梅出具的借条内容看，“某乡信用合作社”公章一处加盖在“今借到曹某环现金950万元整”上，另一处加盖在“由信用社担保”及邢某梅签名上。根据常理，某农村信用合作社不可能既是借贷方又是担保方，因此需要结合案情进一步分析加盖“某乡信用合作社”公章行为的性质。因某农村信用合作社与张某帻、曹某环之间并不存在借款合意，而且没有证据证实某农村信用合作社有加入债务的意思表示，加之借条上明确注明“由信用社担保”。据此，可以认定邢某梅系在张某帻要求下通过加盖公章行为使某农村信用合作社为其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其次，邢某梅作为时任某农村信用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在其个人巨额借款无法偿还的情况下，根据张某帻要求，通过加盖公章行为欲使某农村信用合作社承担担保责任，显然是将个人债务风险转嫁至某农村信用合作社承担，张某帻、曹某环对此应当是明知的，其主观上并非善意。同时，某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金融机构，主要经营存贷款、个人储蓄、结算等业务，为个人借贷提供担保并不属于正常经营活动，邢某梅加盖公章的行为不属于依法依规履行职务行为，并不产生表见代表的法律效果。综合全案，应当认定某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担保行为无效。最后，虽然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存在公章监管不力问题，但根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承担的民事责任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再审判决认定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责任，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当事人是民事诉讼的主体，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当事人处分原则和当事人举证责任制度，依法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积极地进行证据的收集与举示，否则应当对举证不能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而检察机关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核实系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需要，其目的在于查清案件事实，促使法院依法纠正确有错误的裁判，并不影响各方当事人平等行使包括收集证据、举示证据、质证在内的诉讼权利。因此，检察机关行使调查核实权应当坚持公权力监督属性，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严格依法确定调查核实事项，规范开展相应工作。

　　待归还文物中还有一尊印度教石雕女神像，最早出现在1975年奥地利建筑师卡尔·普鲁斯查拍摄的加德满都毗湿奴女神庙照片中。此后，该石雕被走私至瑞士，并于1984年流入纽约，曾由美国古董商收藏，2025年被美国执法部门查获。

　　答：裁判尺度是否统一、同案能否同判，是人民群众衡量司法公正的重要标准，直接关乎人民群众对于公平正义的获得感。近年来，检察机关通过民事生效裁判监督，促进法院统一司法裁判标准，切实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一是聚焦主责主业，以高质效个案监督促进统一司法裁判标准。紧紧围绕“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这一履职办案基本价值追求，坚持法定性和必要性相结合监督标准，加强个案精准监督，通过抗诉等民事生效裁判监督方式，促进统一司法标准，推动解决同类问题。如“冯某慧与李某赠与合同纠纷抗诉案”中，检察机关准确适用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监督法院判令受赠人返还全部赠与财产，促进统一类似案件裁判尺度。二是加强案例指导，以监督标准统一推动裁判标准统一。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等，从法律适用、事实认定、证据运用、政策把握、办案方法等方面提炼出对类案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可参照援引的司法规则，引导检察机关进一步统一监督标准，通过有效监督促进统一裁判标准。三是强化类案监督，切实提升监督质效。持续加强类案分析，及时发现民事生效裁判监督领域中的多发、共性问题，推动民事检察监督“由点到面”。充分利用大数据监督模型推动类案信息收集研判，剖析个案问题背后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以起到“监督一类、纠正一片”的效果，切实发挥类案监督在增强监督质效、统一法律适用方面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