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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夫妻一方因婚外情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婚外第三者的行为，应当认定无效。夫妻双方互相负有忠实义务，若一方因婚外情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婚外第三者，该赠与行为属于非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作出的财产处分，侵犯了配偶一方作为财产共有权人的合法权益。并且，该赠与行为违背公序良俗，应认定为无效。检察机关应当通过对民事生效裁判的监督，促使人民法院依法认定赠与行为无效后的财产返还范围，维护平等、和睦的婚姻家庭关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社会良好风气。

　　其二，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犯罪线索不应认定为有立功表现。实践中，犯罪分子为获得从宽处罚，有时会不择手段地以贿买、暴力、胁迫等非法手段获取他人犯罪线索。任何人都不应该从其违法行为中获利。若不问线索来源，将上述情形认定为立功，有违基本法理，会“催生”新的违法犯罪。正是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法发〔2010〕60号)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进一步规范司法实践中对立功制度的运用，明确：“犯罪分子通过贿买、暴力、胁迫等非法手段，或者被羁押后与律师、亲友会见过程中违反监管规定，获取他人犯罪线索并‘检举揭发’的，不能认定为有立功表现。”本案中，被告人金某虽然帮助公安机关抓获了毒贩、缴获了毒品，但有关贩毒活动是在金某主动约购毒品的情况下发生的。金某获取犯罪线索的方式虽然不直接符合上述规定所明确例举的行为方式，但无疑具有非法性。如果将揭发自己主动参与、甚至引诱他人实施的犯罪行为认定为立功，无异于变相鼓励犯罪分子以人为“制造”犯罪的方式获取立功表现。从立功制度的精神出发，应当认为金某的行为属于以非法手段获取立功线索，不应认定立功。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直播带货等新兴营销方式兴起，消费者很可能在主播的“情感营销”和“情绪价值”营销中上当。这是营销套路中值得警惕的新花样，也应该成为监管部门关注的重点。

　　9世纪释迦牟尼佛像于上世纪70年代末被盗自加德满都邦加马蒂佛塔，80年代现身英国伦敦，后被售予一名美国收藏家。近期，这尊佛像被确认存放于美国密歇根大学艺术博物馆，并已正式追回。

　　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强调，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劝和促谈，坚定不移，一以贯之。为此，中国和巴西最近联名发表了关于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六点共识”，强调遵守局势降温三原则，即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同时呼吁各方坚持对话谈判、加大人道主义援助、反对使用核武器、反对攻击核电站、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

　　答：裁判尺度是否统一、同案能否同判，是人民群众衡量司法公正的重要标准，直接关乎人民群众对于公平正义的获得感。近年来，检察机关通过民事生效裁判监督，促进法院统一司法裁判标准，切实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一是聚焦主责主业，以高质效个案监督促进统一司法裁判标准。紧紧围绕“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这一履职办案基本价值追求，坚持法定性和必要性相结合监督标准，加强个案精准监督，通过抗诉等民事生效裁判监督方式，促进统一司法标准，推动解决同类问题。如“冯某慧与李某赠与合同纠纷抗诉案”中，检察机关准确适用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监督法院判令受赠人返还全部赠与财产，促进统一类似案件裁判尺度。二是加强案例指导，以监督标准统一推动裁判标准统一。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等，从法律适用、事实认定、证据运用、政策把握、办案方法等方面提炼出对类案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可参照援引的司法规则，引导检察机关进一步统一监督标准，通过有效监督促进统一裁判标准。三是强化类案监督，切实提升监督质效。持续加强类案分析，及时发现民事生效裁判监督领域中的多发、共性问题，推动民事检察监督“由点到面”。充分利用大数据监督模型推动类案信息收集研判，剖析个案问题背后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以起到“监督一类、纠正一片”的效果，切实发挥类案监督在增强监督质效、统一法律适用方面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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