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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自上海长宁法院1984年成立首个少年法庭,我国已有少年法庭2700余个,由单一审理刑事案件到全面审理刑事、民事、行政案件,更好落实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审结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4万件4.1万人。对长期作案、先后拐卖17名儿童的“人贩子”余华英和强奸未成年人、性质极其恶劣的郭某某、尚某某、公某某等,依法判处死刑。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治理。落实宽严相济、惩教结合,对未满十四周岁初中生杀害同学埋尸案主犯依法顶格判处无期徒刑,同案未参与犯罪预谋和加害行为的被告人,依法不予刑事处罚,由相关部门专门矫治教育。推动落实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帮助失足少年回归社会。助力家庭保护、学校保护不断落实。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3.7万份,依法撤销598名“生而不养”父母的监护人资格。“孩子虽在校,家长也有责”,校园侵权案中学校担责案件占比较2023年下降5.3个百分点。某小学生在学校下楼时摔倒受伤,楼梯设施完善,老师经常开展安全教育且事发后及时送医,法院认定学校已善尽管理职责,判决不担责。常态化开展法治进校园,全国法院近4万名法治副校长切实担起守护责任。依法适用从业禁止制度,在某劳动争议案中认定当事人有暴力犯罪记录不适宜从事教师职业,支持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让学生在法治守护下健康成长。
“其实两岸的交往交流就是大家要相见,才会相亲,然后相亲之后才能彼此认识,彼此认同。”何慧俐说,让两岸青年真正实地接触是最好的融合方式。
“一些女性劳动者在家政、护工等行业面临性骚扰风险,目前对线上新业态女性劳动者进行网络性骚扰的问题也开始出现,此类行为较为隐蔽、不易取证、相应保护制度欠缺、维权十分困难。与此同时,受家庭责任等因素影响,女性相较于男性更容易产生迷茫、焦虑等不良情绪。”吴文芳说,此外因社会角色冲突,女性更容易受家庭照顾责任影响,女性收入稳定性往往比男性要差些。
最后,协助民营企业建立联动治理、反腐机制。强化对关键岗位和环节的监督,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企业内部及行业间的提升监督的精准性和时效性;同时探索反腐激励政策,在融资政策等方面,树立正面榜样。希望司法部门能够为民企研究并出台相关司法政策,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支持企业合法合规打击企业内部不法分子;把用于对国家工作人员有效的法律条款应用到民营企业内部人员中。例如,国企对高管渎职失职有着明确的标准,其中部分可以对应到民企,避免滋生浮躁舞弊的不良社会风气,给民营企业成长带来与现代管理环境相悖的法律风险。
协同推进反腐败斗争。受理各级监委移送职务犯罪2.7万人,起诉2.4万人,同比分别上升37.8%和34.9%,其中起诉孙志刚、刘连舸等原省部级干部34人。落实受贿行贿一起查,起诉行贿犯罪3068人,同比上升18.3%。坚持有逃必追、有赃必缴,协同开展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和跨境腐败治理,对12名逃匿、死亡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核准追诉外逃27年的屈健玲贪污案,指导广东检察机关对“百名红通人员”刘昌明关联案追缴境外赃款1676万美元。
完善经济领域立法。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和发展农民群众利益。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制定增值税法、关税法。修改统计法、会计法,着力解决统计造假、财务造假等突出问题,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修订反洗钱法,审议金融稳定法草案,更好维护金融秩序、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审议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民用航空法修订草案、渔业法修订草案、仲裁法修订草案、海商法修订草案。
谈到之所以选择天津大学,何慧俐说,之前去过大陆很多城市,最终选择来到天津大学任教,是因为她认为天津是一个文化底蕴很深厚的地方,有很多两岸同胞都熟知的名人,如李叔同,大家几乎都会唱他的歌曲《送别》;再比如文学史上的名人梁启超、张爱玲,他们都曾在天津留下足迹,这让她感觉天津非常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