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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意见。2022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首先，从邢某梅出具的借条内容看，“某乡信用合作社”公章一处加盖在“今借到曹某环现金950万元整”上，另一处加盖在“由信用社担保”及邢某梅签名上。根据常理，某农村信用合作社不可能既是借贷方又是担保方，因此需要结合案情进一步分析加盖“某乡信用合作社”公章行为的性质。因某农村信用合作社与张某帻、曹某环之间并不存在借款合意，而且没有证据证实某农村信用合作社有加入债务的意思表示，加之借条上明确注明“由信用社担保”。据此，可以认定邢某梅系在张某帻要求下通过加盖公章行为使某农村信用合作社为其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其次，邢某梅作为时任某农村信用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在其个人巨额借款无法偿还的情况下，根据张某帻要求，通过加盖公章行为欲使某农村信用合作社承担担保责任，显然是将个人债务风险转嫁至某农村信用合作社承担，张某帻、曹某环对此应当是明知的，其主观上并非善意。同时，某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金融机构，主要经营存贷款、个人储蓄、结算等业务，为个人借贷提供担保并不属于正常经营活动，邢某梅加盖公章的行为不属于依法依规履行职务行为，并不产生表见代表的法律效果。综合全案，应当认定某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担保行为无效。最后，虽然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存在公章监管不力问题，但根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承担的民事责任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再审判决认定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责任，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崔洪建表示，一方面，欧洲希望通过此次会议展现自己在解决俄乌冲突上的“主体性”，“既然是这么一个路线，那么在具体军事层面上不邀请美国，也是符合他们的基本立场的。”另一方面，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在对乌克兰危机、对欧洲安全、对北约的表态都在不断后退，“欧洲需要在一起讨论出一个方案，要拿出一些具体行动，要形成一个欧洲为主的应对机制，那显然就不应该有美国。”
近年来，杭州城市人口呈现持续流入态势，中心城区人口突破1000万人，以青年为主的新市民群体数量快速增长，3年新增常住人口超过200万人，超过100万名的35岁以下大学生来到杭州就业创业，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有生力量。
宣判后，被告人金某提出上诉，称其揭发的贩卖毒品的犯罪嫌疑人依法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应当认定其有重大立功表现。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8日作出(2021)苏13刑终140号刑事判决，认为原判认定金某犯组织卖淫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金某在取保候审期间约购毒品并进行揭发的行为不构成立功，更不构成重大立功。原判认定金某的上述行为构成立功不当，但根据上诉不加刑原则，不应加重金某的刑罚。故维持对金某的定罪量刑。
3月13日电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消息，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五十六批指导性案例。该批指导性案例聚焦民事生效裁判监督，集中阐释民事检察办案贯彻落实“三个善于”、加强调查核实以及做实依法精准监督的实践路径，为各地检察机关进一步提升民事生效裁判监督质效提供指引。
多位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的律师说，运营商在用户明确要求降级套餐时，通过话术诱导用户选择更贵的套餐，可能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此外，如果运营商未明确告知优惠期限和后续收费标准，可能构成虚假宣传或欺诈。运营商未明确告知用户光猫是租用而非赠送，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运营商在未经用户明确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更改套餐或订阅增值服务，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电信条例》。此外，使用模糊话术诱导用户订阅服务，可能构成欺诈。
(二)消费欺诈惩罚性赔偿责任的范围应当结合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内容、合同目的及欺诈部分在商品或者服务中所处地位综合认定。消费欺诈纠纷案件中，认定经营者按照全部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还是按照存在欺诈部分的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应当重点审查双方当事人的约定以及存在欺诈的商品或者服务在整体商品或者服务中所处的地位。如果消费者购买的商品或者服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存在欺诈的商品或者服务不能独立于整体且属于核心关键部分，则经营者应当按照整体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为基数而非按照存在欺诈部分的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为基数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检察机关在履职中应当准确适用消费欺诈惩罚性赔偿规则，发现人民法院认定惩罚性赔偿范围确有错误的，应当依法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