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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宁：中国在美留学生人数占留学生总数约四分之一。教育合作既拓展了两国学生的交流渠道，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也有利于促进美国经济繁荣和科技发展，符合双方利益。

罗森：绝对改变了。我小时候非常害羞，学习成绩也不算好。后来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中文，我觉得，这门学科让我的大脑变得更敏捷、更灵活。学中文需要高度依赖记忆力，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锻炼。学中文也影响了我的思维方式，比如像现在这样跟你聊天，我会尽量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我觉得这让我变得更加开朗、乐观。我在中国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光。现在年纪大了，也算行事得当，因此得到了很多尊重。北京大学和杭州的中国美院授予我名誉教授的头衔……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它拓宽了我的人生维度。这个“维度”指的是，我可以接触另一种文化，了解另一个社会。

　　展会期间，晋江还举办了“晋品出海”建材专场签约仪式，来自越南、印尼、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商协会代表签约合作，助力越来越多的优质“晋江创造”走向世界，货通全球。

罗森：中国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历史上，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有《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但在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而在欧洲，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例如，在达尔文之前，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前往南美，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地理和气候。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陶土、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而在欧洲，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比如，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像达尔文，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洪堡也是如此。他们愿意远行考察。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此外，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相较于大西洋，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太平洋面积庞大，风向复杂，季节性变化显著，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而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

　　陈文民科学馆、赵玉山行政楼、陈明谦教学楼、史立谐斋……海南省文昌市华侨中学内，几乎每一栋楼都有一个名字。这些被称为“华侨楼”“华侨教室”的建筑，不仅是教学的场所，更是侨胞心系桑梓、捐资办学的见证。

　　农业农村部派出3个由司局级干部带队的工作组和7个科技小分队，赴河北、山西、江苏、安徽、山东、河南、陕西7省，指导各地做好抗旱准备和应对工作，保质保量完成夏收夏播。

　　目前，新疆已建成的16个国际“司机之家”全部对外开放。“司机之家”内均配备有沙发、电视、微波炉、饮水机、应急药箱等，面向中外司机提供集餐饮、车辆维修保养、远程医疗、物流信息平台等八大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其中，口岸上的国际“司机之家”主要为短暂停留的货车司机提供生活便利，物流园区内的国际“司机之家”侧重为较长时间停留的货车司机服务。